“我从事改革三十多年，每一项改革到了最后都是利益关系问题。今天所谓的‘啃硬骨头’，就是把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怎么打破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由衷表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拥有这一串头衔的迟福林曾因中国改革进展缓慢而被人称为“迟改革”，今年，他终于可以摘掉这个帽子。他已感觉到，改革的氛围从上到下正在形成，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成立，还是市场倒逼机制这股无法阻挡的浪潮。

●谈改革

改革不仅需勇气魄力，更需要务实推动

新快报：“改革”成为今年政府报告中的高频词，您认为中国改革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迟：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利益关系调整。习总书记明确提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从事改革三十多年，看了每一项改革到了最后都是利益关系问题。今天所谓的“啃硬骨头”，就是把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怎么打破的问题。它的深刻性、复杂性都突出在这方面。

新快报：那么，改革现在最需要什么？

迟：既需要勇气和魄力，更需要务实地推动。改革不能成为一个口号，必须考虑一步一步取得短期成效的同时，也要为中长期改革奠定基础。在我看来，今天更大的问题，可能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重点，对于全面改革可能很有意义。我一直强调行政体制改革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这六个字如果做好了，就是很务实地推动行政、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新快报：有一种看法是，比起别的方面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着墨更多？

迟：这次改革叫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现在确实是到了全面改革的历史时点。一个是发展方式，如果不改很多事情很难做。在我看来，就是政府主导性和地方竞争性的局面要改变，否则产能过剩、地方债、房地产等很多很多事情都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更现实。

没有强有力的协调，很多改革都难推进

●谈深改组

新快报：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他们在这场改革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迟：建立深改组的最大目的是让他们在协调利益关系上能发挥重大作用。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改革要加强高层次的协调，第一需要顶层设计，第二更重要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在逐步强化的背景下，没有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协调，很多改革都难以推进下去。即使推进下去，走到一半也可能转型，扭曲变样。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深改组对改革的协调，重在协调利益关系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新快报：具体怎么协调？

迟：协调是多方面的。这些年来都是部门自己改自己，自己提出来的。很多都有部门利益的影子，包括部门立法。现在有了深改组，部门的方案需要深改组来同意，你不能自己改自己;第二，光有了方案不行，需要深改小组推动部门，教育改革也好，卫生医疗也好，深改小组都能推动;第三，能组织最后成果的认定，有些重大改革需要推动地方试点，哪些地方的改革需要在哪个方面做。现在改革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同了，不是为了区域改革而改革，不是为了地区的发展而发展。最后结局不仅是全局中的一个部署，而且都是制度安排，都是可以复制、可以普遍推广的。

现在各地深改组我担心三件事：一是流于形式。它一定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协调机构;二是成为秘书班子。它应该是专门的机构;三是它一定要和社会多方面结合起来，吸取各方面意见建议，这样才能推动。否则就坏了，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强有力的推动。

新快报：这么多方面的内容全综合到深改组这边，会不会引发集权的质疑？

迟：我不大赞成这种意见，在我看来我们的改革需要强有力推动，否则很难做。不能把强有力的推动等同于集权，这是两个不同问题。

新快报：那深改组本身是否受监管？

迟：深改组本身是一个高层次的决策协调机构，而不是具体的工作部门。当然工作好坏各方面都会有评价的，社会的期盼对它就是个压力。

●谈自贸区

不是搞经济特区，而是服务于对外开放总格局

新快报：现在各地都在积极申报自贸区，但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您怎么看？

迟：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积极性，但新问题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现在需要新的大格局。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不是从区域发展出发，也不是搞几个经济特区，而是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格局。第二，在这个总格局下，有条件的地方就应该先鼓励它做，这样可以既服务于总格局，又可以带动区域发展。第三，我们的自贸区选择，不是从地方选择，而是从总格局下的选择。比如云南的沿边自贸区，就是贯彻以周边为基础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选择，也是对外开放大格局的选择。

新快报：那您如何看待粤港澳自贸区？

迟：粤港澳始终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优先位置。第一，它对拉动内地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对一国两制稳定有重要作用。所以，我一再讲，广东应该在促进和保证繁荣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我这次的提案还建议香港参与海南购物中心的建设，这样更有利于香港把免税购物的链条扩大，更有利于香港输送免税购物经验，有利于香港免税购物和海南的合理分工。不但不会冲击香港免税市场，还是个适当补充，还会把海南的市场带动起来。

●谈反腐

财产公开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制度

新快报：您对公务员队伍有些什么建议？

迟：我认为公务员的工资需要规范，尤其是工资、房产外的部分，需要公开;第二，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和边远山区的工资应当提高;第三，全国公务员工资应该统一，不能各地区有不同标准。我认为需要有制度上的统一，不同区域只是津贴的不同。

新快报：您怎么看待这一两年的反腐？

迟：反腐需要进一步的公开化，我想这到今天应该已经得到积极的肯定，只有公开才能形成好的社会氛围，在未来，公开化应该逐渐走向制度化，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比如权力清单确定以后，政府再越界这里面就有问题了。这可能是条路子。

新快报：您对遏制腐败的制度建设有什么看法？

迟：官员财产公开是我们整个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基础制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已经采取了一些务实的措施，从不动产登记、裸官调查等，这些都是财产公开的一部分，需要一步一步尽快往前推。没有财产公开就很难调节收入分配，也很难从根本上找到遏制腐败的机制。所以我一再讲财产公开是整个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制度建设。

内需大市场是中国最突出的优势，通过改革释放内需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十年7%左右的可持续增长。”

校友简介：

迟福林，男，汉族，1951年08月生，山东蓬莱人。1978年—198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