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患关系

捋顺医药价格机制可挽救医患关系

现在的医患关系总体尚可、部分紧张、局部恶劣，并没有糟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新京报：伤医事件频发，您怎么看？

刘玉村：医患矛盾是双方对同一件事由不同认识而引起，矛盾可以调解；但打、杀医生是犯罪行为，不能容忍。如果伤医事件再不能有效阻止，医务人员的悲愤上升到愤怒甚至愤恨，这种情绪带到临床工作中，最终受害的是医务人员和患者两个群体。

新京报：为何医患关系变成这样？

刘玉村：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集体观念到个性发挥，都急于要答案和成果，同时又对别人不那么信任。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太均衡，每天大医院人满为患，门诊医生分配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也只有几分钟。患者排了几个小时甚至一夜的队，只看了几分钟，诸多的专业医学术语没得到充分的解答，病痛没有立即消失，又面对不菲的药费账单，确实会有负面情绪。但这种负面情绪，不能上升为一种戾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新京报：您认为，这个体制该怎么改，才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刘玉村：首先，现在医患关系并非已经糟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我觉得现在的医患关系总体尚可、部分紧张、局部恶劣。如果医改能把医药价格捋顺，使医生的诊疗服务获得符合其技术价值的薪酬，推进分级诊疗，让医生有更多时间为患者提供服务，医患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很多矛盾自然就解开了。

●谈多点执业

“我对此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现在的医疗服务格局还不具备市场化的医生多点执业范围。

新京报：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此前在北京等试点城市，医生“多点执业”的探索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公立大医院的院长不放人。您是这么做的吗？

刘玉村：如果医院的医生觉得自己在公立医院薪酬不高，自己又有精力、有渠道去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对此，作为院长，我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新京报：现在北大医院的在职医生，去多点执业的多吗？

刘玉村（笑着摇头）：很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地方去多点执业，社区病人很少，专业优势发挥不出来。民营医院鱼龙混杂，要找到合适的专业化平台，完全靠技术吃饭，也不容易。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服务格局还不具备市场化的医生多点执业范围。

●谈红包

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医生劳动成本的薪酬体系

手术成功后，患者或家属出于尊重执意送一些非金钱的、价值不高的普通礼物，可以接受，道德上并没有问题。

新京报：最近国家卫计委要求医患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引发很大的争议。作为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您觉得红包能靠一纸协议禁绝吗？

刘玉村：过年长辈给孩子压岁钱，晚辈孝敬老人，送个红包给母亲，孩子、老人很高兴。同样，病人经过医务人员精心诊疗，手术后康复了，为表达感激之情，给医务人员送点馈赠，按中华民族传统礼节，该怎么评价？

我认为，病人手术前为了买平安送出的红包，绝对不能收，那是对医生人格的侮辱；如果家里贫困的病人，用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卖房子、借来的钱治病，还要给医生送红包，谁收了，那叫缺德。但如果是在手术成功后，患者或家属确实从内心希望表达一份感激，执意送一些非金钱的、价值不高的普通礼物，可以接受，因为这代表一份尊重，从道德规范上也没有问题。

新京报：比起红包，公众对医生收回扣意见更大。在您看来，医生因为要拿回扣拼命给患者用贵药、贵耗材、做检查的情况是否普遍？

刘玉村：收取药品（医疗器械）回扣，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但这种现象为什么存在？根本原因还是医药价格错位。只要医改中把医药价格机制理顺了，把药和耗材里的水分挤掉，为医生建立符合其劳动成本的薪酬体系，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谈医改

分级诊疗应该“抓两头、放中间”

所谓的“二级医院”，目前地位尴尬，没有病人，医生收入低，人心不稳，不如放给社会资本改组改制。

新京报：最近不少大型公立医院都在用“金字招牌”吸引投资，在全国圈地搞“连锁”。北大医院也有这种计划吗？

刘玉村：我的态度是非常慎重。医院不容易做成连锁。即使你的牌子再大再响，想占据全国的医疗市场都不可能。医疗服务，尽管有临床路径，但不可能像生产线那样，建立标准化流程就能产出一样的产品。治病是一对一的，一个医生或一个团队，对不同的病人。

所以医院的品牌连锁经营，实际上做不到。但国家医改需要疏散优质医疗资源，医院能做的就是平衡好，准确判断自己能够承担的服务区域和服务范围，在自身足够强大的情况下才能去做。而且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输出，不是光靠出点钱、占点股份、挂块牌子，最主要的是人，是技术力量。没有真正主打的东西，会损失信誉，丢掉这块品牌。

新京报：现在卫生行政部门大力推广的医联体，似乎是靠行政指令，让大医院和二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组合“抱团”？

刘玉村：为了尽快缓解医疗资源过于集中、病人“扎堆儿”的不合理局面，政府一定的计划行为，可以接受。目前，医联体的形式主要是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签个协议，大医院向基层医疗机构派驻骨干医生，帮助他们提高品牌影响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吸引、留住一部分患者。通过这种联合大医院也分流了一些常见病患者，基层医院也会向大医院转诊一些疑难重症患者。

但这个办法也有副作用，目前很多医联体内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病人去基层医院，是为了转诊大医院更容易，向大医院上转的病人多，能转下去的病很少。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分级诊疗”，您有更好的建议吗？

刘玉村：根本的办法，就是“抓两头、放中间”，完全改变目前的医疗格局，一边是大医院，一边是社区医疗机构，也包括民营医院、私人诊所。社区处理不了的问题，转诊大医院；大医院治好的病人，回到社区康复回归家庭，省去中间环节。所谓的“二级医院”，目前地位尴尬，没有病人，医生收入低，人心不稳，不如放给社会资本改组改制。社会资本注入后，二级医院可以根据自己原先的基础，转变为专科医院，或基层的康复性、互利型医院，承接大医院下转的病人。

校友简介：

刘玉村，男，汉族，1960年06月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并就职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1984年—1988年就读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