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简介：韦建桦，1965-197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本科；1983-1985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进修班学习；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但其也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烙印，我们要科学对待和有效利用这个精神资源……
价值观如同一棵树，深深地植根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由于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然各具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价值观的民族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都必须同自己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自己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同老百姓的迫切愿望和人生追求相交融。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土壤，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然而，传统文化毕竟是在古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制度下孕育产生的，在世界观、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伦理观、审美观等各个方面，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烙印。如何科学对待和有效利用这个精神资源，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以下两个层面为解决好这个问题进行努力。
首先是梳理和鉴别。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同时又繁芜丛杂。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进行辨析。中国古人常说：“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吕氏春秋·慎行论》）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一方面，我们要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珍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瑰宝，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民胞物与和天下大同、为政以德和民为邦本、忧劳兴国和逸豫亡身、讲信修睦和修辞立诚、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和而不同和守正为心、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慎思明辨和身体力行、惟精惟一和允执厥中、革故鼎新和与时俱进等一系列价值理念，讲清楚这些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时代价值，讲清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讲清楚我们的祖先历经磨难而始终坚守的这些价值理念既是中华民族之魂，又是先进文化之源，是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沃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揭示古代文化遗产中包含的封建意识、人治传统、宗法观念、阶级偏见、性别歧视、迷信思想等因素，讲明其历史成因和消极影响，尤其要关注这些因素在现实生活中的顽强表现，指出它们对当代人思想的熏染及其危害，阐明辨别是非、抵御侵蚀的意义和方法。
总之，只有坚持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只有避免盲目崇拜、守旧泥古，才是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科学态度，也才能真正体现对历代思想先驱的理解与尊重，因为在理论、文化和学术上辨别良莠、分清瑕瑜、披沙拣金，正是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对后人提出的严肃要求。
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鉴别，是一个价值评判的过程，这个过程关系到中华文明能否长盛不衰。唯物史观为这种梳理和鉴别提供了衡量的尺度。我们要运用这个科学的尺度，通过仔细地梳理和鉴别，清醒准确地认识究竟什么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和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什么才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相容的中国文化要素。
其次是转化和更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着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使我们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包括高尚的家国情怀、美好的人生理想和纯真的道德操守。然而即使是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不仅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而且阻碍了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至使近代中国陷于停滞状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块“活的化石”。落后的生产方式、腐朽的政治制度、长期的封闭状态和停滞的社会生活，对近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陷于封闭、昧于时势、安于现状、惯于因循、耽于幻想甚至甘于自欺的现象，就是这种负面影响的突出表现。这也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日渐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证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以其积极成果为振兴中华提供精神的滋养与动力，另一方面又因其陈旧因素而产生束缚思想的消极作用。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即使是那些精彩的传统理念也明显地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社会治理不协调、不适应、不一致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这个概念，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尚书》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到孟子标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再到《史记》论述“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史记·赵世家》），直至宋代儒家呼吁“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四书集注》），明代儒家提出“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王廷相《慎言·御民篇》），在中国数千年以儒学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确实是代代相传，熠熠生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古代那些具有民主精神的思想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终极目标和实现途径、具体措施和依靠力量，都反映了特定时代和特定阶级的要求，同我们今天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有历史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直接搬用古人的理念和方法。为了使这些思想遗产真正成为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资源和财富，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更新。
所谓转化，就是对那些确有价值的内容加以改造和扬弃，使自古流传的民本、德治、勤政、守廉、任贤以及仁爱、孝悌、忠恕、礼义、中和等一系列价值范畴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契合当代中国发展的要求。所谓更新，就是充分运用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积累的新经验，合理借鉴各国人民在文明进程中创造的新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这种创造性转化和更新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科学理论精髓，融合世界文明成果，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从而升华为新的民族灵魂的过程。这是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对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转化与更新，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全民族的不懈努力和长期积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总结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自觉担当起承前启后的重任。
为此，我认为可以启动和实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更新”的国家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为纲目，制定深入研究、广泛宣传、有序推进的规划；动员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优秀力量，用各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转化和更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逐一进行探讨，以扎实的研究成果推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将传统文化转化和更新的成果及时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渠道和文学艺术手段，使这些内容家喻户晓，逐步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和自觉遵照的行为规范；吸引和激励全社会关注和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工作，努力形成理论研究与公民实践、学术探讨与社会舆论相互呼应、协同推进的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没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归根结底取决于老百姓是否真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联系中华传统文化来阐述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最容易拨动中国人心弦、契合中国人梦想、凝聚中国人力量的。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