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简介：王贵国，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我国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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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网讯 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此前出版专著，聚焦“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争端解决机制。3月8日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的法律蓝图应该尽早建立，“再不从法律上做出根本性的规划、整体的规划，以后将是很麻烦的。”

北青报：您是香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在2016年10月份出版了一本专著，内容是关于中国倡导和引领的新丝绸之路倡议的争端解决机制。此前，您还提到目前在对跨境投资的争端和裁决的上诉、补偿、调解和和解方面都有欠缺。之前跨境投资争端是如何解决的？

王贵国：之前包括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主要反映西方文化、西方的价值观。

主要是普通法中抗辩的方式和技巧，如果不懂普通法，不懂普通法的抗辩式诉讼方式和技巧，就没有办法在这些机构进行诉讼。现实的情况是，世贸组织没有例外地都会请欧美的律师来做，主要是因为其他人对普通法的掌握没有那么深，对普通法的抗辩诉讼方式不是那样熟悉。

除了原则问题，投资法方面特别大的问题是同案不同判，事实相同或者相似，涉及法律条文相似，但是有不同的结论，在国际上有广泛的批评。

北青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案不同判？

王贵国：这不一定。总之是因为不同的人在判，判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是非普通法国家，在这样以非普通法为主的大家庭里，如果要解决争议，显然要采用非普通法的方式。这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提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的初衷。

北青报：您说，“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是非普通法国家，这些国家能找到共识点么？找到大家都比较容易习惯的法律体系？

王贵国：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大陆法系国家，有一部分是伊斯兰法，当然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大家有个共同点，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非普通法国家的诉讼方式本身是不主张对抗的抗辩方式去解决争议，法庭可以主动调查。我们在蓝皮书中，也主张应该给仲裁庭主动调查的权利；同时建议在争端解决方面，应该注重当事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了解，也就是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建议把调解作为仲裁的前置条件。除非进行调解，否则就不可以直接仲裁。

北青报：普通法、大陆法、伊斯兰法有什么不同？

王贵国：主要是庭审时用的什么方法。普通法系，是对抗式的，你提供理据来对抗我，我提供理据来对抗你，法庭不必做什么事，法庭就听，最后就判断谁有道理。

但是会说的不一定就有道理，同时，双方如果呈现的都是片面的证据，到最后，尽管双方都说了，还是不能呈现一个完整的图画。像这个情况，就需要法庭、或者仲裁庭直接调查。

直接调查就不一样了，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什么状况。我自己有这个体会，有一次在一个涉及中国的案子里，双方提交的都是照片。看双方的照片都有道理。你知道只有一个真理，我决定去现场看，发现双方提供的照片都是假的，甲提供的是这一段，乙提供的是另一段，只有看完以后，才知道全貌是什么情况。

北青报：您说的案子是“一带一路”中的还是之前的？

王贵国：之前的。我只是举例说，法庭如果不主动调查就发现不了。

北青报：以前在国际贸易争端时，普通法的处理方式……

王贵国：我们刚刚讲的不是普通法，我们恰恰是因为用了中国文化的法庭。

北青报：我的问题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很早就存在，如果它是用普通法的形式解决争议，同案不同处理，大家应该有争议吧？之前有考虑改进吗？

王贵国：现在已经有人在提，甚至有些国际条约也提出要设立上诉机构。上诉机构是方式之一，可是没有解决诉讼方式、诉讼文化的问题

王贵国：这次也讨论过相关问题，具体进展以后再讲。

北青报：目前来看，“一带一路”中亚投行进展比较快，这个更多的是提供资金、推动项目，现在谈法律问题是不是为时过早？

王贵国：不早，已经太晚了。因为“一带一路’在执行中，现在再不从法律上做出根本性的规划、整体的规划，以后将是很麻烦的。现在有这么多国际条约，包括世贸组织、双边协定，包括已建立的多边自贸协定，这些国际条约和”一带一路”的条约、协定如何吻合，协调，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我们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没有蓝图，就像盖房子似的，你没有蓝图，别人已经有不同的房子，你要和那些房子有相互的吻合、对接，怎么样做呢？所以我们觉得，目前不是提倡法律没有到时候，而是已经很晚了。

北青报：您说，“一带一路’没有蓝图？

王贵国：我讲的是蓝图是指法律蓝图。

北青报：法律蓝图在整体蓝图里是什么地位？

王贵国：应该是起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地位，比如争端解决就是。争端一定会发生，甚至有些已经发生，那用什么方式解决？在哪里解决？本身就是话语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提出这套争端解决制度的原因。

北青报：在这套争端解决制度中，中国应该是什么位置？

王贵国：就像“一带一路”一样。“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但不是中国的，是所有沿线国家，是世界的，只有用这种胸怀，用这种态度才能把“一带一路”做好。争端解决也是一样，中国固然要和其他国家合作，也会有争议，企业也和其他企业有争议，但并不是中国说，我这里有一套争议解决方式，到这里解决就行了，一定要有其他国家的合作，不同层次的合作。我们主张的是ppp这种合作方式，国家、政府、企业、私人形成合作关系。

北青报：据我了解，蓝皮书是37个国家参与，但这些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不一样的，如何平衡国内政治和法律框架？

王贵国：我们强调要取得最大公约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可以强调中国怎么做，或者按中国的意图去做，我们强调怎么让大家都接受。

北青报：法律框架是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寻求？

王贵国：这不是政治稳定需要法律框架，而是法律框架本身就可以促使政治稳定，或者说，可以促使贸易投资环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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