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校友周光权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制作模拟人脸模型以破解人脸识别验证的黑色产业链已相当“成熟”，而且许多软件代码已经开源，用身份证照片就可以从技术上模拟张嘴、眨眼等动作，仿真效果很高，可以骗过许多人脸识别平台。鉴于此，周光权认为，需要中央有关政法机关、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电信网络主管机关的高度重视，通力协作，综合施策，有效遏制涉人脸识别技术滥用的犯罪，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消除人民群众对新技术运用的恐慌。他建议：
（一）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民（尤其是中老年人）对其个人信息尤其是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意识，使之认识到“生物信息是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个人照片、人脸视频等坚守“非必要不提供”的立场。
“例如，对在超市门口，以顾客购物满一定金额可获赠洗衣液等礼品为名，并要求顾客在领取礼品时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并用手机拍照、录制视频等方式采集被害人的肖像信息的情形，有关单位应当及时报警，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出面调查核实，以防止犯罪人向被害人获取个人信息后，使用该信息办理开通、实名认证的移动通讯卡、银行卡，或者注册网络账户，以及注册某些公司开发运营的放贷APP用户等，进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他举例道。
（二）对于开发、提供涉及人脸识别APP的申请，网络安全监管机关必须严格审查，原则上不能再批准类似于换脸游戏APP的软件，以防止不良商家非法获取公民敏感个人信息。
（三）督促大数据公司落实信息安全监管责任。他表示，对于个人信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和数据完整性、可用性等法益的保护而言，刑法只是“最后手段”。“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对于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应当加强对网络公司收集人脸数据的监管，对哪些机构可以处理人脸识别信息作出更为细化的明确规定，设计相应的安全等级要求，并督促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关于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等规定，建立、落实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要确保云储存与云技术中用户数据的基本安全，防止人脸识别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泄露。
除此以外，大数据公司要加强行业自律，非必要不采集人脸识别信息，仅在符合事前明示的信息处理目的的情形下，使用人脸识别数据。
（四）对于使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相关信息的单位，尤其是金融机构、地铁安检部门、小区文义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等，应当建立特别严格、完善的人脸识别信息管理、调用、处理机制。
（五）大力推进司法机关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安全监管机关的协作共建，在普通场所禁止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推进网络安全机制建设，对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给予强有力的特殊保护。
他认为，唯其如此，才能维护网络安全秩序，进而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的充分保护，同时促进大数据的运用，平衡好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自由流动、数据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六）公安机关必须发挥打击相关犯罪的主力军作用。对于涉及大批量人脸识别信息泄露、使用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接警必处，迅速开展侦查活动，做到件件有回音，力争实现有案必破。
（七）加大对涉及人脸识别犯罪的刑罚处罚力度。对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通过掌握被害人行踪轨迹侵害其人身安全，以及涉及电信诈骗等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对于因涉及滥用人脸识别技术构成犯罪被判刑的，原则上不适用缓刑，也轻易不适用假释；同时，对罪犯适用禁止令，以防止其在出狱后很快重操旧业、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网络犯罪行为。
“总之，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的频繁使用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人脸识别技术安全漏洞的存在以及其‘易破解’的特征，决定了涉人脸识别数据的犯罪在今后很可能有增无减，技术的运用和相关的‘黑灰产业’始终如影随形。直面这一现实，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刑法的准确规制，以及刑事政策和相关监管措施、大数据公司自律的相互协调问题。”周光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