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建设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202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法学院1994级博士校友付子堂就带来一份“关于加强和促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建议”。

两会前，中央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就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将数字中国建设提高到如此高度，可以看出数字中国建设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政府作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主导者，如何去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

2022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数字政府建设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那么，传统法治政府和新型数字政府该如何去担当这一重要任务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和完善就提上日程。

实践中，数字法治政府已有一些地方探索成果，但付子堂代表在调研中发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下广泛存在缺乏明确目标内容指引、缺乏系统支持和有效约束、缺失科学评价导致有益经验推广效益低等问题。

在付子堂代表看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是现代法治转型为数字法治的关键步骤。作为传统法治政府和新型数字政府的融合再造产物，数字法治政府既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数字政府的法治化”，也不能被片面限缩为“法治政府的数字化”。 数字法治政府具有独特价值与特殊意涵，促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必要且紧迫。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在接受财联社专访时表示，当下开展的法治政府建设和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奠定了基础，未来应当从国家政策、立法体系、配套支持、评估指引、法学教育等方面持续加强和促进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付子堂代表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国家层面推出数字法治政府顶层设计。建议参照《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政策文件，结合各地已开展实践情况，制定《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出台《加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以明确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以及从政务履职、平台建构、数据共享、智慧执法、技术安全、评价考核等方面，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系统指引。

第二，依托法学专业院校等科研机构，加强数字法治政府基础理论研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强化数字法治政府基本概念、范畴阐释，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结合国家与地方法治政府、数字政府经验，总结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法治政府原创性、标识性观点、理论，系统性解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什么、如何建设”等问题。

第三，革新数字法治政府领域立法工作。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带来的政府履职行为重塑效应会对于政府行为、履职程序、政府与公民关系等带来深远影响。除了数据共享、技术安全、个人隐私等领域，数字法治政府还会在规制数字行政行为以及数字行政关系方面衍生新的立法需求。因此，建议加快智能化、自动化等技术前沿领域立法进度，结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求，推动行政法领域系统化修法，确立同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相适应的立法框架体系。同时，借助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形式，深化扩展人民参与立法模式，确保建设工作稳定开展。

第四，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配套制度，形成中央统筹、地方配合模式。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要由中央统筹协调，地方配合联动创新，以实现全国一盘棋和地方多样性相统一。首先，建议国家层面形成统一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标准指引，明确管理监督制度，框定技术平台架构。其次，鼓励地方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先行先试，在中央搭建框架内，合法合规合理科学进行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创新。最后，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应用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进行有效政策倾斜。

第五，研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推进数字法治政府评估工作。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评估协同开展，以《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为基础，制定“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科学测定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任务完成度、人民满意度。

第六，大力培育数字法治政府关联学科，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适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求，强化立法学、社会治理法学、数字法学、科技法学等学科建设，推进法学同网络工程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发展。推动政府工作部门同法学院校的深度衔接，推动两者之间双向交流，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数字法治素养，强化法学实践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