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也影响到国外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新的革命风暴和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五四运动，到今年已经是四十周年了。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爆发在一九一九年，若是追溯它的发生和发展，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就北京大学的范围内来讲，也要追溯到一九一七年，才能明了这一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北京大学到今年已经成立了六十一周年。在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也已经有了二十一年的历史。在清代末年，这个“京师大学堂”，虽然是在变法维新的要求下创办的，却只能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学，是涂上一层买办色彩作为“进步”的妆点，实际上是保持着陈腐的封建文化的传统。就是经过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这所大学在基本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校名改为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北京大学。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个十月革命，在中国起了深刻的影响，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这一年，北京大学也有了新的变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样，才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学内，孕育而且爆发了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换了蔡元培来做校长。蔡元培是前清的翰林出身，却是一个有开明思想的教育家、学者。他曾经两次留学欧洲，在国内很有声望，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辛亥革命后，他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当时认为大学教育是个根本问题。他到北大后，就聘请了一些当时的有名人物来做教授，象李大钊同志当时就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包的，请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一些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这就不但在北大形成了一种学术空气，名符其实地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把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学者集中在一个大学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力量，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在一九一七年的暑假里，北京大学连续地招生三次，及格的就录取，不受名额的限制，这样，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也使有些学生意外地得到了投考的机会。我就是因为有第三次的招考，才赶上了报名，考入了哲学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只有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和译学馆两处校址。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法科是在译学馆。图书馆就在马神庙的公主楼。一九一八年才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红楼去上课，哲学系在四层楼上。图书馆就搬到红楼的第一层去了。

自一九一七年起，改革得最大的是文科各系，象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这三个系的性质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别，各有自己的基本课程，不相混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三系新聘请来的进步教授也最多，当然这里所说的进步，都是就当时说的，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名望很高，却并不进步，无论在政治上，在学术思想上都有这种情形。

一九一七年开学很晚，我已经记不清是那一天了，大概是在十月革命，十一月七日前不远的日子。一开学，学校的各方面马上都活跃起来。在十一月十六日出了创刊号的北京大学日刊。接着，陆续成立了各种社团，象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学生储蓄银行和消费公社等，都在日刊上登广告，并且报导各社团的活动。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倡过美育代宗教，当时课外的艺术活动那么多，跟这不无关系，而且请到的导师多是第一流的人物，画法研究会的导师是陈师曾，音乐讲习所所长是萧友梅。当时也请来了王心葵，这位全国闻名的古琴家。

另外，还成立了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来主持，《京报》主笔邵飘萍，在五四前的一段时间内，每星期日的上午来校一次，讲演他的新闻采访经验等题目。这个会的活动特别多，影响也比较大。

当时校内的学术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的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

学术思想斗争跟社会活动同时在北大活跃。

北大日刊，虽然每天出版，却因为它是公报的性质，比较呆板，不便于传播思想或展开思想斗争。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却又是属于学术性的刊物，主要刊载学术研究的论文，并非开辟一个学术思想论争的园地。在“月刊”出版的前后，在北大创刊了好几份刊物。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出版了一种也是月刊的《新潮》，是由主张新思想的学生在教授们的支持和合作下创办的，当时在思想战线上，是一支很有力的队伍。在第一期上登的一篇短文，反对封建道德的“万恶孝为首”，就在学校内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

国民杂志，也是北大学生办的，不过，不以北大学生为限，而且这个杂志是一般的综合性刊物，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上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国故》月刊，却是跟《新潮》对立的主张旧思想拥护旧道德；提倡旧文学，反对新文学；保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旧派刊物。

但是，历史最久、传播民主主义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是《新青年》。这个刊物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文言文，大胆地倡议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旗帜。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他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都发表在《新青年》这个刊物上面。李大钊同志正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那种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先进分子。这个中国的先进分子庄严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这就是说，指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这个刊物，主要是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也是李大钊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跟胡适的改良主义展开了斗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讨论。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了。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十八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这就是所谓巴黎和会。这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为宰割战败国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分赃会议。停战的消息传来以后，我们在北京东单牌楼推倒了那座国耻的克林德碑，在中山公园一进门的地方，原来是个格言亭的，这时候却建立了一座公理战胜强权的纪念牌坊，那是一座既不美观也不壮观的纪念牌坊。

巴黎和会召开了，特别美国总统威尔逊临到巴黎去参加会议时曾宣布他的和平条件十四点，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更引起了我们的幻想。但是，到后来，半点也没有做到，所以，有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抵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象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五月七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五月七日了。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五月四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象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的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忄享）余孽死有头。”

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的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纪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三十二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的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议论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五月七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十五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抵制日货时，大家戴的日本货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十九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二十六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六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十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六月二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六月三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六月十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到这里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这次运动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文链接：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