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守常认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民彝》，守常任主编。我们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外患叠起，而内政又日趋腐败，爱国志士，义愤填膺，守常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
守常回国后，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这个报纸后来改名《晨报》。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辞而不干了。
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在那时可算是一位急进的民主派，他认识守常。一九一七年，孙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守常和我找去，我们负责起草工作，经过三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
那时，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这怎么行呢？一个人的主张是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我们把各报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报》。
一九一八年是守常较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早在东京留学时，他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的英文译本也有了。这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在这年十一月，他第一个撰文颂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已是明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
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先生为庆祝“公理战胜”，组织演讲会，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里面讲，和在天安门内搭台讲演，一连讲了三天。首先上台讲演的是蔡先生，接着，守常和我也上了台去。我记得，那是初次上台讲演，两腿直打颤，还是硬坚持讲完。
一九一八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
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
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五四前，大家都对现政府不满，彼此的区别不明显。五四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胡适派后退了。青年学生中，落后的加入国家主义派，中间的加入国民党，最前进的加入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棋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守常从五四运动以后，经常领导青年学生和工人们进行革命活动，遭受北洋政府的注意，在他的住宅门外设下一个警察岗位。从此我们交谈都是在北大学校里。
一九二四年后，守常负责领导华北革命的实际行动，为避免反动军阀迫害，转入地下工作，我们会面的时机就少了。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到达武汉，守常劝我往武汉参加革命工作。我在武汉中山大学任教，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听到守常光荣牺牲的消息，不胜悲愤，自此与守常永别了！守常虽然死了，守常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
原文链接：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