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这是我们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这风潮扰攘里过去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一（疑为二之误－－编者）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

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一）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

（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

（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习惯。……

学生运动现在四面都受攻击，五四的后援也没有了，六三的后援也没有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忠告是：“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么？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摘自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1920年）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吧！爱庆祝的，也请庆祝吧！”

这个“古文死了两千年”的讣文出去之后，起初大家还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纷纷议论了；不久，就有人号（口兆）痛哭了。那号姚痛哭的人，有些哭过一两场，也就止哀了；有些一头哭，一头痛骂那些发讣文的人，怪他们不应该做这种“大伤孝子之心”的恶事；有些从外国奔丧回来，虽然素同死者没有多大交情，但他们听见哭声，也忍不住跟着哭一场，听见骂声，也忍不住跟着骂一场。所以这种哭声骂声至今还不曾完全停止。但是这个死信是不能再瞒的了，倒不如爽爽快快说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哭几天，不久他们就会“节哀尽礼”的；即使有几个“终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是极少数人，也顾不得了。

…………

民国八年开幕时，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的更多了。

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校外的反对党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八年二三月间，外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教育部出来干涉了，有的说陈、胡、钱等已被驱逐出京了。这种谣言虽大半不确，但很可以代表反对党心理上的愿望。当时古文家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内中有一篇《妖梦》，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那篇小说太龌龊了，我们不愿意引他。还有一篇《荆生》，写田必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一个“伟大夫”……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失败了。

八年三月间，林纾作书给蔡元培，攻击新文学运动；蔡元培也作长书答他。这两书很可以代表当日“新旧之争”的两方面。……

……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的外交完全失败了。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的事件，全国的大响应居然逼迫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日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民国九年十年（一九二○－－一九二一），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摘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但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我的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我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论文章也就流产了。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象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

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摘自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

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有六条。大概因为学生被拘问题，有一条是要求政府免去卫戍司令王怀庆的职，惩办曹、章、陆三人……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没有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们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种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

…………

陈先生与新文学运动有三点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他更崇拜小说，他说曹雪芹、施耐庵的《红楼梦》、《水浒传》比归有光、姚姬传的古文要高明得多。在那时说这种大胆的话，大家都惊异得很。这可见他早就了解白话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马东篱的元曲，说他是中国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很大。……看他有一篇《欧洲文艺谈》，把法国文学艺术的变化分成几个时期，一、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二、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三、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

（三）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改革的信条。……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他说新时代到了，自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羞都不能洗尽，然而新时代到了。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

他想到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他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我的诗集叫《尝试》，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响导》，这篇文章又是《文学革命论》！他的精神，于此可见。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就是：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愿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打倒十八个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和归、方、姚、刘！这就是变成整个的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革命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的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摘自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篇末还说：“……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按指“八不”－－引者）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二卷五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独秀之外，最初赞成我的主张的，有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号通信，又三卷一号通信）。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文学改良刍议》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先生，信内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号）上答我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摘自胡适《逼上梁山》，1933年）

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

…………

现在这个壮烈的运动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文化、旧礼教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棋瑞，而段棋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简，来制服书痴。……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但单有文学礼教的争论，也许还不至于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

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难道蔡先生和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于。蔡先生最热心，也最乐观，他在那演说大会上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

蔡先生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向去啊！”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独秀和蔡先生在那时候都是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他们天天渴望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奇迹的实现，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八年四月底，巴黎的电报传来，威尔逊的理想失败了，屈服了！克里蒙梭和牧野的强权主义终于胜利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东半岛的要求居然到手了！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他们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的权利。（摘自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

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是很复杂的。……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摘自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1935年）

“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干政治，我个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时极力的避开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开我们，反之却来逼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运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当时中山先生在给海外同志书中，就曾说到学生力量的伟大。其他共产党和别的党派，也都开始认识了青年学生的力量。”

“后来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强了，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我不愿意评论。但文化的意义，就慢慢的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运动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够。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方面去努力。”（摘自《申报》，1948年5月5日）

三十几年前的五四，与文艺有什么关系？……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这个名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五四的前一年（五四是民国八年），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般学生，一般高材学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他们办了一个杂志，……《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当时他们请我做一名顾问，要我参加他们定名字的会议－－定一个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在历史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在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先生们，对于这个运动已经提倡了一两年时间了，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所以他们用这个ReⅡaissance做他们杂志的名字。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当时北京大学一般学生的看法，是对的。

…………

……人家都说胡适之所提倡不过是文体革命而已，这话也不错。我们当初所以能够成功，所以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那时认清楚了，这个文学的革命最重要的是文体的解放，把死的文字放弃了，采用活的文字。这个文体的革命是文学革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抓住了这一点不讲别的，不讲内容，什么内容也不谈，最重要的即先做到文体的革命。这的确不错的。但是，除了文体之外也曾经讨论过（见之于文字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的，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诸位看看，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①［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编者。］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

原文链接：胡适回忆《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